引入金融背景高管人员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7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引进金融背景高管人员事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对该类事件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与未发生引进事件的控制组样本相比,处理组样本的资本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向上调整,说明提高债务融资能力并改善资本结构是民营上市公司引进金融背景高管人员的重要动因之一。     

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否提高经营绩效？——来自我国92家银行的经验证据

采用对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结合2008—2019年我国92家银行面板数据,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提升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贷款率以及成本收入比是银行金融科技影响经营绩效的中介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更大的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资本充足率更高的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更有效地提高了股本收益率,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则不存在明显差异。      

创始人CFO、风险容忍度与企业创新

CFO作为长期从事资本运作与风险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其职业特征决定了高避险偏好，在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本支持时更谨慎，而创始人作为一种与企业有特殊情感连接的管理者，对创新孵化通常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然而，有关“创始人+CFO”这一在初创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联合身份特征，究竟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却较为鲜见。鉴于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兼具创始人身份的CFO，尽管受到较强避险意愿的约束，但创始人身份特征带来的风险容忍度会对创新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即具有联合身份特征的CFO比普通CFO具有更高的创新激励作用；就激励路径而言，创始人CFO既会加大自身研发投入、以协同技术部门创新的方式实现创新激励，也会通过自身资本运作（参股、控股）促进外延式创新，表现为联营、合营公司的专利水平更高。相关结论在剔除“自选择和非时变不可观测异质性”等内生性后依然成立。结论拓展了创新驱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可为CFO作为企业战略合作伙伴激励创新提供路径支持。     

波动溢出网络视角下全球主要货币汇率风险传染研究

选取1999—2020年全球26种货币的汇率波动率数据,基于最新发展的Elastic-Net-VAR模型构建汇率波动溢出网络,考察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风险溢出关系。研究发现：汇率风险总溢出水平经历了“稳步上升—震荡下降—急剧上升”三个阶段。汇率风险溢出网络具有同区域、同类型经济体聚集的特征,但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重大风险事件会加剧汇率风险的跨类型或跨区域传递。人民币的风险溢出对象主要为新兴经济体货币以及港币、韩元等亚洲发达经济体货币;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接受发达经济体货币的风险溢出明显增多。     

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0—2021年美国经济、金融、经济政策和地缘风险四类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全球GDP排行前15国家股市收益率数据,基于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框架,运用单因子、双因子和多因子混频波动率GARCH-MIDAS模型,从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两个方面实证考察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主要国家股市波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多数国家股市长期波动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美国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为广泛;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股市长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且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传导;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俄罗斯和墨西哥股市长期波动,美国地缘风险对意大利股市长期波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升绿色企业价值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169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对绿色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绿色企业价值，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内部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均能正向调节试验区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鉴于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